周恩來與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
來源:黨史文匯2019年01期        發布時間:2019-10-14
朱萬紅
  周恩來軍事思想有繼承有創新,可謂獨樹一幟。周恩來在中央蘇區領導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首創了大兵團伏擊戰的光輝典范,成為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
  敵進我進,制敵機先
  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回到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周恩來親自掛帥,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與朱德一起領導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 ”戰爭。他在總結吸取毛澤東領導的前3次反“圍剿 ”戰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在戰略戰術方面又有新的發展和創造。
  1932年10月,國民黨“圍剿 ”鄂豫皖、湘鄂西兩個蘇區得手后,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總指揮,調集40萬重兵轉向中央蘇區,對中央蘇區形成左、中、右三路包圍態勢。并以主力扼守支點,以小部進擾蘇區阻我主力出擊,企圖以包圍陣勢配合經濟封鎖,達到其“圍剿 ”蘇區的目的。周恩來對這一實情作出準確判斷后立即決定,乘敵部署尚未完成,仍取守勢之際,集中我軍兵力向敵較為空虛的建寧、黎川、泰寧地區發起進攻。
  10月16日,周恩來隨紅軍總部從廣昌出發,果斷發起建黎泰戰役。10月18日至24日,連續攻克閩贛邊界的黎川、建寧、泰寧、邵武、光澤5座縣城。拓寬了贛東、閩北的局面,初步打通中央蘇區與贛東北蘇區的聯系。此役后,又發起金溪、資溪戰役。11月16日至19日,再克資溪和金溪。使蘇區擴大了數百里地域,使閩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為全面粉碎周恩來發出的有關反“圍剿”的部分電報敵第四次“圍剿 ”創造了有利條件。
  其實,周恩來選擇的進攻方向和所要達到的目的正與毛澤東的設想暗合。早在8個月前的“江口會議 ”上,毛澤東曾提出紅軍主力應向贛東北方向出擊,以打通與贛東北蘇區的聯系。周恩來在簽發這次戰役計劃時還特別注明:“如有便,請送給毛主席一閱。”他根據戰局確定“制敵機先 ”的作戰原則和突破內線轉為外線作戰的軍事部署,與前3次反“圍剿 ”戰爭相比,確有新的發展和創造。
  殲敵為主,略地次之
  建黎泰、金資戰役使得國民黨當局驚恐難安。南昌53個國民黨團體連電蔣介石,謂“近日赤匪乘隙傾巢進犯,陷金溪,掠東鄉,占崇仁,圍臨川,逼近南昌,人心震動,岌岌可危,設有疏虞,赤匪且沿江順流而下,徑薄安慶,旁潰湘鄂,漫延閩浙,東南半壁,從此休矣 ”。可見主動出擊建黎泰、金資溪對敵軍戰略部署破壞之重、威脅之大。1933年1月29日,蔣介石被迫親抵南昌,自任“剿匪 ”總司令,重新部署對中央蘇區的“圍剿”。他以陳誠的中路軍10個師為主攻部隊,分成3個縱隊同時推進,采取分進合擊戰術,尋求與紅軍主力決戰。
  大戰已迫在眉睫,然而后方中央局成員仍然掣肘紅軍前線的統帥,要求周恩來、朱德強攻國民黨駐有重兵的南城和南豐城。
  金資戰役后,周恩來本擬指揮紅軍主力乘勝北上貴溪,與閩浙贛紅十軍配合,在運動中殲滅撫、贛流域敵軍的有生力量,使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可是,與其建議相反,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多次致電周恩來:要求紅軍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廣昌,再進攻和取得南豐”。
  南豐城位于盱河西岸,敵視其為進攻中央蘇區的中心基地,駐有5個主力團,兵力達兩萬余人,筑有堅固的防御工事。如果強攻,勢必暴露目標,易處夾擊之不利,而且容易相持耗時、加大損傷。正中敵軍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的企圖。
  然而,在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下,后方“左 ”傾領導無視前線戰局的變化,仍堅持要求主力紅軍強攻南豐城,還警告說:“我們絕對地要你們在將來關于策略上的問題立即告訴我們,不要拖延過遲,我們要你們站在一致的路線上執行指示。”周恩來連續幾次回電中央局陳述強攻南豐城的不利因素:“中央累電催我們攻破城防,與我兩電所陳戰略實有出入。但我終覺消滅敵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堅城的先決條件。敵人被消滅,城雖堅,亦無從圍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堅城之背后,否則徒損主力,攻堅不下,正中敵人目前要求。”
  在戰爭實踐中,重視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軍事思想,后來被周恩來概括為“殲敵為主,略地次之 ”,成為了我軍的基本作戰原則。這與毛澤東“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 ”的思想完全一致。在第四次反“圍剿 ”戰爭中,周恩來創造性地提出這一軍事思想,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集中兵力使我軍在局部戰場上形成優勢,在運動中以較小代價、各個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機斷“權變”,撤圍南豐
  前方戰爭局勢的急速變化,已不容許紅軍內部對作戰方針再進行充分討論了。然而,后方中央局的“左”傾領導對強攻南豐城仍然不作讓步,尤其是博古到瑞金后聲色俱厲地指示:“此新計劃經中央局全體通過,請立即討論并電告執行的具體部署。”電文咄咄逼人,不容周恩來等再作變更。
  2月7日,周恩來不得不向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提出攻打南豐的軍事部署。但他聲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敵情地形有變尚須活用。”還同朱德、王稼祥聯名再次致電:“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前方活動以機斷余地和應有的職權……”而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對這些意見拒不理睬。無奈,周恩來、朱德鑒于“在軍事上必須絕對服從上級命令”的約束,只好在9日率紅軍主力于黎川附近集結、向南豐開進,12日傍晚發起全線進攻。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敵人憑借堅固工事固守待援,激戰一晝夜,我軍傷亡400多人,更為危險的是,敵軍增援部隊紛紛出動,三路分進,企圖將紅軍主力合圍于南豐城下,一舉加以殲滅。
  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周恩來等審時度勢、當機立斷,不待請示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立刻改變原有軍事部署。命令部隊撤圍南豐城,改強攻為佯攻,將主力四五萬人撤至南豐西南的東韶、洛口一線隱蔽休整,待機殲敵。這次南豐撤圍是第四次反“圍剿”中決定勝敗的關鍵性決策,它使我軍從被動轉為主動,掌握了戰爭主導權;同時也牽動了敵情,有利于制造戰機,便于我軍在運動中各個擊破敵軍。南豐撤圍的經歷,讓周恩來深刻認識到前線指揮員機斷“權變 ”的重要性。因為戰局時刻在變,只有賦予前線指揮員以機動專行之權,充分發揮其指揮戰斗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才不至于貽誤戰機。這一作戰經驗,對我軍在后來的軍事實踐中,如何合理地處理統帥的集中指揮與前線指揮員機斷專行的關系,提供了寶貴經驗和有益借鑒,并形成了統一的思想認識。
  誘敵深入,伏擊殲滅
  戰斗形勢正朝著周恩來所預料的那樣發展。2月26日,原駐樂安的敵軍第一縱隊第五十二、五十九師,被我軍偽裝成主力的第十一軍所吸引向東推進,準備配合其主力尋殲紅軍于黎川地區。在行軍中,敵右側翼完全暴露在紅軍主力面前。當天,周恩來迅速抓住戰機,命紅軍主力連夜秘密北上,隱蔽于宜黃南部黃陂一線山區。而敵兩個師由于受紅軍第十一軍佯動的迷惑,加上山高霧大和群眾封鎖消息,始終沒有覺察到紅軍主力所在。他們毫無戒備地進入紅軍伏擊圈內。27日下午,擁有優勢兵力的紅軍主力出其不意地發起猛攻。經兩天激戰,基本殲滅這兩個師并活捉敵兩師長。
  在黃陂戰役中,周恩來靈活地運用毛澤東領導的前3次反“圍剿 ”戰爭的寶貴經驗,以“誘敵深入”為作戰的基本方略,大踏步地后退或前進;采用內線作戰原則,開辟人民戰場,積極地作好防御準備,陷敵于蘇區內部的“汪洋大海 ”之中;采取敵進我伏、敵分我打的戰術,集中優勢兵力殲敵有生力量。不僅如此,周恩來得心應手、隨機應變地運用這一作戰方針和原則,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戰的光輝范例。
  黃陂大捷后,紅軍主力主動撤回寧都縣東韶、南團、小布地區隱蔽休整,伺機再次殲敵;而敵軍第二、三縱隊急忙掉頭西援,不甘心失敗,企圖尋殲紅軍主力,但未得逞。3月上旬,敵陳誠改變作戰部署,將原來的“分進合擊”戰術改為“中間突破”的打法,以6個師分成前后兩個縱隊,用交叉掩護的辦法向廣昌推進,企圖攻占廣昌縣城、截斷紅軍退路。此時,敵軍將兩個縱隊靠攏一起,行動謹慎,不便于紅軍分割殲滅。為了迷惑、調動和分散敵人,周恩來又命紅軍一部兵力向廣昌西北開進,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積極活動,吸引敵前縱隊加速前進,以拉開其前后兩縱隊之間的距離。敵軍果然中計,誤以為紅軍主力已轉往廣昌,令其前縱隊加速向廣昌前進;與此同時,經過休整補充后的紅軍逼近草臺岡、徐莊地區隱蔽待機。3月20日,在我軍一部的引誘下,敵前后兩縱隊之間逐漸拉開百里距離。敵后縱隊在山路上一字排開,敵第十一師已到達草臺岡、徐莊時,第九師還在東陂,中間隔著一座雷公嵊大山。敵第十一師孤軍突出,行進在險峻的山路上,前后難以呼應。周恩來抓住戰機,立刻命令:“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滅草臺岡、徐莊附近之十一師,再突擊東陂、五里排之敵。”21日拂曉戰斗打響,異常激烈,持續到下午1時,將敵十一師、五十九師殘部基本殲滅;次日,又在東陂殲敵九師一部。黃陂和草臺岡這兩個戰役,共殲敵近3個師2.8萬人。至此,敵軍向撫州方向退卻,紅軍終于取得第四次反“圍剿 ”戰爭的勝利。這次勝利,使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完全貫通,中央蘇區得到擴大和發展,達到鼎盛時期。陳毅聞捷報后欣喜賦詩:“工農兒子慣征戰,四破鐵圍奇中奇。”毛澤東也盛贊取得了“空前光榮偉大勝利”,給蔣介石“以最致命的打擊”。
  周恩來在此役中戰略戰術的“源頭活水 ”,就是堅持從實際出發,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他在領導這次戰爭中形成的重要軍事理論和實踐經驗,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成為全黨全軍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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