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內涵及啟示
來源:黨史文匯2019年01期        發布時間:2019-10-14
史海燕
  調查研究思想在毛澤東思想體系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正是調查研究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引導全黨找到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成熟以及后來得以推廣,并成為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有一個逐步發展的歷程。
  一、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形成
  (一)湖湘文化的熏陶
  毛澤東在青年時期深受湖湘文化的影響。湖湘文化中王夫之的“言必征實,義必切理 ”、曾國藩的“實事求是 ”“即物窮理 ”、魏源的“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 ”等主張都給予毛澤東深刻的思想影響。青年毛澤東在1917年到1920年利用暑假先后約好友蕭子升、蔡和森在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湘陰、岳陽、平江、瀏陽等縣,作了關于湖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俗等方面的調查,加深了對中國社會的了解,讀了“無字之書 ”。正是在1920年,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后決定,放棄出國學習的機會,留下來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國社會。他在給友人周世釗的信中寫道:“作為中國人,關于中國這個地盤內的情形,不可不加實地的調查研究。”
  (二)長期調查研究實踐經驗的積累
  1925 年12 月,為了給中國革命尋找正確方向、給無產階級尋找可靠的同盟軍、對黨內的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進行糾正,毛澤東經過深入思考,運用馬、恩的階級分析原理寫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此文中他根據政治地位、政治權力、思想意識和經濟地位,對當時中國的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游民無產者在客觀歷史條件下的真實狀況進行了詳盡而準確地分析,有效抵制了機會主義的荼毒,
  明確了敵友。在這革命的關鍵時刻,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要想革命事業有真正的進展,就必須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準確的敵人。不久,從廣東開始的農民運動掀起了高潮。到1926年6月,農民協會已遍及粵、湘、鄂等17個省。全國200多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達915萬余人。但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為了維持和國民黨的合作,不敢放手發動農民運動,反而指責農民運動。為了答復黨內外對于農民運動的責難,毛澤東在經過32天的詳細調查后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一文。其調查足跡遍布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縣,他通過開調查會、聽報告、實地交談,占有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后,一針見血地指出:湖南農民運動 “完全沒有什么‘糟 ’,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 ”。“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常常抓住戰爭中少有的空閑時間深入根據地開展調查研究。例如從1930年5月到1933年11月間,他在尋烏等地就富農土地問題、城市工商業問題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期間,他陸續寫出《尋烏調查》 《興國調查》 《長岡鄉調查 》 和《才溪鄉調查 》 等中共黨史上著名的調查報告。尤其《尋烏調查 》,是在時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古柏的協助下,毛澤東對該縣政治區劃、地理交通、商業活動、土地關系、土地斗爭等方面作了20多天周密細致調查研究的結晶。這次調查也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所作的最大規模的調查。經過整理修改,最終為5章39節,8萬多字。毛澤東在《尋烏調查 》前言中指出:“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當時中共已在江西、福建的邊界建立了革命根據地,但是對中國農村和小城市的具體經濟結構、各個階層經濟狀況尚未弄清。不弄清富農經濟狀況和小城市的商業現狀,
  就不能確定黨在土地革命中的正確路線,就不能對中間階級和中小工商業者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因此,毛澤東在尋烏對農村、城鎮都進行了調查,尤其對商業和手工業狀況進行了詳細了解,做到對城市商業情況、土地分配政策、城市貧民政策、城市商業資產階級政策了然于胸。最終革命根據地出臺了對富農土地實行“抽肥補瘦”的政策,這政策背后離不開尋烏調查提供的實踐和理論依據。正是在總結長期調查經驗的基礎上,為了對黨內和軍隊的領導干部作調查思想和調查方法的指導,毛澤東又寫出了《調查工作 》,后來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 》。文中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對實際情況進行調查就像“十月懷胎”,只有充分了解情況,學習孔夫子,做個“每事問”,才能在解決問題時“一朝分娩”。要想糾正工作中的不實作風,克服本領的不足,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
  (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有關調查研究思想的啟發
  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誕生過程中就與調查研究相伴相隨,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把調查研究放在重要位置。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為了驗證唯物史觀,馬克思對法國幾十年的革命歷程進行了跟蹤研究,寫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法蘭西內戰 》等光輝篇章。在運用唯物史觀對英國這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長期考察后,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才寫出了輝煌巨著《資本論 》。恩格斯根據1842年11月至1844年 8月在英國居住期間的各種官方及非官方文件材料以及自己對工人階級長期觀察、調查的基礎上寫出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列寧在對帝國主義長期分析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揭露了帝國主義的壟斷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當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風頭正勁的時候,他卻在《帝國主義論》中大膽的科學預言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作家嚴謹和扎實的研究態度給了毛澤東很深的啟示。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得出科學理論必須建立在調查研究基礎上的感悟。
  二、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內涵
  (一)調查研究是正確的認識方式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 》 一文中生動地描述了不作調查研究的主要表現:1、不作調查,一味空想。一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難題不去作調查研究,不去詳細了解情況,只是冥思苦想地“想辦法”“打主意”。他直截了當地指出這樣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工作方法。不詳細了解情況,是想不出什么好辦法、好1927年3月5日,毛澤東在湖南《戰士》周報上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主意的。如果硬要說有什么主意,那只會是錯辦法、錯主意。2、指手畫腳,“瞎說一頓 ”。許多領導者,喜歡剛剛到任就發表政見、指手畫腳。其實毛澤東在這里就是指井岡山時期的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周魯和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1928年3月周魯作為湘南特委特派員,一到當地就對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領導的斗爭橫加指責。說湘贛邊界的領導是“右傾機會主義 ”,指責湘贛邊區“燒殺太少!行動太右 ”,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 ”的政策。并且錯誤傳達中央的命令,要開除毛澤東的黨籍,最后提出要求:毛澤東的部隊必須去策應湘南暴動。由于周魯執行錯誤的“大城市”軍事路線,不聽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悍然把井岡山的紅軍主力全部拉出去支援湘南暴動,致使井岡山防御空虛,被國民黨軍隊乘勢占據長達1個月,近2萬根據地革命群眾為中央和湘南特委的“左”傾盲動主義付出了生命代價。1928年6月底,湖南省委派杜修經來到井岡山,又不顧根據地現實,挾省委指示信要求紅軍向湘南進攻,去占領大城市。杜修經趁毛澤東在永新指揮反“會剿”之際,鼓動井岡山紅軍中的二十八團、二十九團“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并揚言“窮山溝沒前途,唯有打大城市才是符合中央決議 ”。結果導致二十九團全軍覆滅,二十八團折損嚴重。井岡山根據地重新落入敵手,3萬多根據地群眾死于屠殺,導致邊界地區的“八月失敗 ”,后果極其慘烈,令人痛心。這就是工作中不作調查研究,不察實際情況,一味瞎指揮所付出的沉重代價。3、遇到困難,畏縮不前。這種人在工作中碰到問題就抱怨自己才力小,沒法干。毛澤東號召大家要學習孔夫子,做個“每事問 ”。召集那些明了情況的人來開個調查會,弄清楚問題的來龍去脈,困難就會迎刃而解。以上種種都是教條主義者的表現,他們在工作中不做調查研究,堅持“唯上 ”“唯書 ”“唯蘇 ”。這種盲目機械執行上級命令,不察實際情況,迷信書本、迷信蘇聯經驗,實質上在世界觀上是唯心主義的一種表現。毛澤東進一步指出這些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根源就在于脫離實際調查研究,后果是導致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必然給革命帶來損失。邁向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扎扎實實進行調查研究。
  (二)調查研究必須目的明確
  毛澤東把調查研究喻為“十月懷胎”,把調查目的達到喻為“一朝分娩”,就像任何其他革命工作都有明確目的一樣,我們調查研究也必須目的明確,即“要明了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 ”。“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
  在全黨大部分人熱衷于工人運動和城市工作的時候,毛澤東注重調查研究,特別是注重腳踏實地研究中國實情。著重提出革命應該依靠誰、團結誰和打倒誰的問題。當時黨內大多數同志對農民問題認識并不深刻,“沒有人研究過 ”,“黨里也很少有人注意 ”。恰恰在這時毛澤東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中國民主革命的主戰場應該在農村而不是城市。南昌起義之后,部隊選擇南下廣東,目的是攻打大城市,以城市為中心,積極爭取外援。當時黨內還沒有形成直接到農村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施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思想共識。這時的黨中央對1933年,毛澤東(前右)在江西瑞金等8縣貧農團大會作關于查田、查階級的報告。毛澤東處處排斥、非難、指責,認為“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他代表著“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 ”。但是毛澤東沒有泄氣,在經歷了幾落幾起之后,憑借對中國農村和城市全面深入地調查研究,探索出符合我國國情的土地革命路線,走出一條中國獨特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通過加強黨的建設、實行武裝割據,最終奪取全國的勝利。正如王首道在談到毛澤東是如何發現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時所指出的:“正因他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才深刻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時間、地點和條件上都不相同,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走中國自己的路。”
  (三) 調查研究要選擇正確的調查對象
  關于如何選擇調查對象,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 》 中強調要注意對農村或者城市中各個階級進行調查研究分析,“什么是調查時要注意的社會階級?下面那些就是:工業無產階級、手工業工人、雇農、貧農、城市貧民、游民、手工業者、小商人、中農、富農、地主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這些階級(有的是階層)的狀況,都是我們調查時要注意的 ”。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非常注意調查對象的代表性,比如有雜貨店主郭友梅、貧農范大明、中農趙鏡清、辦事員劉亮凡、老童生劉茂哉、農民劉星五、區政府主席鐘步嬴、小學教師陳倬云、秀才郭清如等11人參加調查。在選擇調查地點的時候,選擇尋烏縣是因為該縣地理位置很特殊,處于三省交界地帶,“明了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 ”。這說明了毛澤東選擇尋烏縣調查,目的是以點帶面,通過“解剖麻雀 ”,來達到對當地政治經濟的深入解剖和分析,破解政策理論上的難題,達到“了解城市問題 ”的目的。從《尋烏調查 》 的文本來看,毛澤東在8萬多字的調查報告當中,對該縣交通、商業、人口、土地關系都進行了仔細分析,從鹽、雜貨、油、豆、屠坊、酒、水貨、藥材、黃煙、裁縫、傘、木器、火店、豆腐、理發、打鐵、爆竹、打首飾、打洋鐵、修鐘表、圩場生意、娼妓、同善社等20多個行業進行了廣泛分析。對尋烏土地狀況,毛澤東對大地主、二等大地主、中地主、富農的具體情況進行了分析。關于尋烏的土地斗爭,毛澤東從分配土地的方法、山林分配問題 、池塘分配問題 、房屋分配問題、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等17個方面進行了深入調查。基于此,他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手工業商品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十分復雜。在分析農民的負擔時,從錢利、谷利、油利等方面入手,揭示了農民深受沉重的剝削。在談到“賣奶子”(即賣兒子)的問題時,從劉昌育、劉昌倫、劉昌純、林芳廷、陳良有5家都是因為破產賣兒還債和供自己吃飯,生動揭示了“舊的社會關系,就是吃人關系 ”。通過對尋烏這個“農業手工業城市 ”的人口成分、商業狀況、剝削狀況、政治態度等進行透徹分析,為制定正確的階級斗爭策略、為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支撐。
  (四) 調查中要保持謙虛好學的態度
  毛澤東強調在調查中,首先要謙虛謹慎。他在尋烏調查之前,就大大方方、老老實實坦言對中國富農問題上知識的貧乏,沒有多少了解,承認“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 ”。正是有了這種謙虛好學的態度,他在調查中始終不恥下問,拜群眾為師。在時1930年5月,毛澤東著《調查工作 》,后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任尋烏縣委書記古柏的幫助下,找到郭友梅和范大明兩位老先生對城市商業情況進行了介紹,讓毛澤東對小城市的商業狀況有了深入了解。他形容說:“使我像小學生發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真是不勝歡喜。”這種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就是追求真理應有的態度。其次在調查前一定要有的放矢,要根據調查目的做好充分準備。不打無準備之仗。對調查程序要有安排,“綱目要事先準備 ”,調查人對要問的問題事先要有設計,“調查人按照綱目發問 ”。并且強調調查要親自出馬,深入下去,不能淺嘗輒止,調查不僅要自己當主席,而且堅持親自做記錄,不能當甩手掌柜。在《尋烏調查 》 一文中,毛澤東還實事求是承認自己調查中的不足,認為調查的細致性和分析的周全性還不夠,“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 ”。在土地問題上,沒有細致分類闡述,“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 ”。他在1941年3月17日《〈農村調查 〉的序言和跋 》 中再次強調,調查研究中一定要老老實實端正自己的態度,要學會眼睛向下,不能趾高氣揚,調查研究“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調查研究要保持飽滿的熱情、求得真知的渴望、保持學習的姿態,“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這種科學務實的態度真是令人敬佩。
  (五) 調查的方法和技術
  為了給從事調查研究的同志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議,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 的第七部分就專門強調調查的技術,從開調查會的必要性、調查人員的選擇和人數、調查綱目的確定、調查如何深入、要親自記錄等多個方面做了細致闡述。他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 中又強調要堅持以點帶面,逐步深入,認為“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特別對于調查會,他更是情有獨鐘,說:“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辦法。”因為調查會能夠高效聽取意見,面對面了解群眾心聲,他甚至認為,從解決問題,獲得真知的角度來說,“這是比較什么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 ”。調查時可以選擇合適的點為代表,但是又不能局限于點。1941年8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 中就明確強調為了深入了解歷史和環境,以達到對敵我雙方的了解,調查對象必須是“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 ”。指示要用7種方法來收集材料,對象是“敵、友、我三方 ”,內容是“關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 ”,辦法是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在農村和城鎮進行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利用各種干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寫名人列傳,個別口頭詢問,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1941年9月,他在《關于農村調查 》 一文中就強調要用對立統一、階級斗爭、詳細地占有材料并抓住要點,并詳盡地講解了如何開調查會,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如何使對方說真話,他用自己在興國調查中取得的經驗和做法進行了詳細的指導。這些調查方法和技術,在今天看來依然是那么貼近工作實際,富有啟迪。
  三、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啟示
  在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今天,黨情、國情、世情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新的情況、事物、挑戰不斷出現,認識這些新情況和事物、面對新挑戰的最好方法就是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這句至理名言依然具有時代意義。在走向民族復興的征程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樣必須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發出時代光芒。
  首先,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繼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只有結合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各級領導干部才能制定出符合基層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當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脫貧致富的攻堅期,我們面臨著許多新問題,例如治理方式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經濟結構的調整、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民生的改善、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等。這些問題,是新長征路上的“臘子口”,“雪山”,需我們去克服和突破。但是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論述過,發達國家也沒有先例可循,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放低姿態,把調查研究放在第一位,堅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始終遵循實事求是。還要求我們在調查實際問題和困難的基礎上,突破思維禁區、打破利益藩籬,敢于碰硬骨頭,提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新方法。
  其次,要通過細致調查研究,對發展中重點、難點、熱點問題,提出破解之道。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一方面人民群眾分享到了改革紅利,但另一方面也出現種種發展中的難題,如房價過高問題、醫療養老難題、收入分配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等。這些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若解決不好就會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故除了需黨中央從全局高度加強頂層設計外,也需各級領導干部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結合本地發展情況和財政實力,提出切合本地實際的解決辦法,為和諧發展增添力量。再次,在工作中始終要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該工作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在黨的全部活動中的綜合體現和實際運用。黨的群眾路線是彌足珍貴的傳家寶,是毛澤東親自總結并大力倡導和長期堅持的寶貴經驗。毛澤東說:“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具體就是要先深入群眾,將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通過調查研究進行收集和研究,形成系統集中的意見,并賦予理論總結,然后又回到群眾中去宣傳和解釋,化為群眾的認識,在群眾中得到堅持和深化。這樣循環,只會一次比一次更正確,從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而在這樣的行動中,黨的干部就緊緊依靠了群眾,聽取了群眾的訴求,了解了群眾的愿望,代表了群眾的利益。并且“依靠群眾一切困難可以克服,任何強敵可以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這就要求我們各級領導干部胸懷“人民夢想 ”,關心“人民生活 ”,體現“人民情懷 ”,站牢“人民立場”,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
  最后,要學習毛澤東常常下基層調研的工作方法。如前所述毛澤東一生堅持調查研究,青年時期在湖南各地,土地革命時期在尋烏、興國、東塘、木口村、長岡鄉、才溪鄉,建國后經過長期調查研究又寫出《論十大關系 》的光輝篇章。2011 年11 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談調查研究 》的講話中著重強調調查研究不僅僅是一種工作方法那么簡單,而且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要把調查研究看成“謀事之基、成事之道 ”。不僅如此,他還結合自己的工作經歷,在《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 一文中又諄諄告誡黨員干部:“要把調查研究作為基本功,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際,了解情況、問計于民。”“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縣市區。”他在調查研究方面也率先垂范,作出表率。無論是在地方基層從事領導工作,還是成為黨和國家、軍隊的領導人,總是不辭辛勞,深入基層察民情觀民生,深入了解一線工作情況和老百姓的生活狀況。我們每一名黨員干部,有責任有義務將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繼承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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